进大学再转专业，真没想象中那么简单

“别管专业，先选好学校，专业可以进去了再转。”

每年填报高考志愿时，不少考生和家长都抱着这样想法，为了能稳稳当当进入心仪的大学，选了不那么喜欢的专业。没承想，大学里换专业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。不时出现有人为了转专业退学重考的新闻；也有不少同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转专业失败的经历。

为了改变高考“一考定终身”，教育部2005年发文同意高校允许学生转专业。19年过去了，真正意义上的“转专业自由”，仍鲜有高校实现。

“选错专业毁一生”，为啥大学里转个专业这么难？

换专业，比高考还卷？

得知转专业失败时，林意正在上计算机信息课。她清晰地记得，她当时在课上哭了出来。

2023年高考后，林意报考了广州某大学的法学专业，因分数不够被调剂至市场营销专业。西方经济学、统计学等大量和数理打交道的专业课，让并不擅长理科的林意备感痛苦。于是，在大一上学期期末，她申请了转专业。

事实上，像林意一样的大学生不在少数。早在2016年9月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，79.0％的受访者大学时都想过转专业，理由各不相同：

有人听从父母意见、随大流选了热门专业，结果发现不合适；有人入学后感觉专业和期待的有差距；有人录取时专业被调剂，心有不甘；还有人学习跟不上，希望去更容易学的专业……

学生们刚刚摆脱应试教育的“题山题海”，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在哪里、适合做什么，对专业的了解也仅限于望文生义。突然来到人生关键处，要在短短几天作出影响未来人生方向的关键决策，一时考虑不周再正常不过。

何况，高考分数不那么“富裕”的学生，还得仔细盘算每一分，将稳进学校作为第一要义，专业喜不喜欢倒在其次。

“转专业的本质是对匹配的纠错，”在接受央视网记者采访时，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乔锦忠表示。然而，进校换专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
据乔锦忠教授介绍，高校一般会在两个关口“卡”人：一是转出原专业时，会有成绩或其他表现上的要求，比如专业成绩排名前80%；二是获得转专业资格后，拟转入院系通常会组织考试筛选。

尽管不少高校都在宣传自家转专业的宽松政策，但在现实中，“转专业宽松政策”的实施仍是“拆门不拆槛”——转出不受限，但转入仍需考核。

林意是在面试时被刷下来的。“老师们没有问法学的专业知识，只问了过往经历，比如家里有没有人从事相关工作、有没有参加学生会之类的。”和她同一批200多位申请者中，有70人成功转入法学专业。

同样转专业失败的，还有在武汉某大学读大一的高阳。因为小时候经历了亲人患病离世的无力，她希望能做一名临床医生。高考那年，因为担心被调剂，她报了录取分数线更低的工商管理大类，准备之后再找机会转专业。

“我面试顺序靠后，感觉老师已经累了，提问也有点不耐烦。我原本在管理学院，转临床医学时，竞争力肯定不如生命科学、化工等专业的学生。”

高阳的学校规定，每人只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，而临床医学不允许跨专业考研。这也意味着，她永远失去了做一名临床医生的机会，除非退学重考。

换专业，难在哪？

其实，如今放宽转专业限制并不是一件新鲜事。20世纪初，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诞生时，就已有转专业、转校的情况，且手续并不复杂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张铭雨曾统计，“西南联大”办学时期，大约有10%的学生至少有一次转系经历，有的学生甚至转系两次及以上，不少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大家，比如李政道、杨振宁等等，都是转学转系制度的受益者。

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，专业限定变死。1960年教育部明确规定“凡是对于强调志趣不合，要求转专业的，不应批准”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个别高校才开始转专业探索。

2003年，复旦大学开风气之先，让244名学生转到新专业就读。两年后，教育部出台文件表示，学生可以按学校规定申请转专业。

“只要你选择了吉林大学的一个专业，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专业。”2023年5月，在一场招生活动上，吉林大学宣布将全面放开转专业限制，每人有12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。当年，该校共有1018名学生成功转专业。

这是十多年来中国高校放松转专业限制的缩影。但是，对于体量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言，专业变动并不简单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尤其在我国，高校教育资源僧多粥少。在高校扩招之下，如今中国普通本科的师生比已经达到了1:17.51，直逼教育规定的1:18最低师生比要求。

大学里，专业是资源的最小配置单位。招生、培养和管理制度均以专业为中心。各专业配置的资源，如教师、教室、实验设备、图书资料等都有限。

如果完全放开转专业限制，很容易造成热门专业资源紧缺，无法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；而另一部分专业则生源不足，资源浪费。

比如，最早实行“自由转专业”政策的中国农业大学曾遇到一次“危机”。由于不准设置转出门槛，2013年前后，畜牧专业转出接近40%的学生。2021年，转专业试点十年后，中国农大提出，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涉农学院净转出人数一般不得超过当年学生数的35%。

除此之外，转专业还面临着是否公平的质疑：各个专业录取分数不同，如果能自由转专业，那高考分数岂不是失去了筛选的意义？

因为从小喜欢写作和表达，阿舟入读厦门大学后的第二学期，经过笔试和面试，成功从化学转入了广播电视学。

她也坦陈，“就像一个分水岭，高考分数把大家分在不同的排名等级。厦大的专业之间最多可以相差20多分。如果转专业没有一个筛选机制，那别人的20多分岂不是白考了？问题在于筛选机制如何做到公平透明、有专业针对性。”

“转专业要有门槛，但门槛多高才好，需要把握好度，”洪成文教授说道。

自由地冒险

在洪成文、乔锦忠等教育学者看来，转专业不仅仅是少数学生的诉求，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问题。

“人才培养要面向未来，而不是过去。要讨论的是，大学如何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空间，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和天赋。”洪成文说道。

正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《什么是教育》中所言：“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人格，就要让青年人去冒险，给予他们应有的自由”。

专业或学科，一直在变动中发展。乔锦忠认为，尽管自由转专业在短期内会造成教学资源供需矛盾突出，但从长期看，这也为学校的学科调整提供了依据。学校可以通过评估，向前景好的学科和专业倾斜资源，预留更多的发展空间。

除了转专业之外，洪成文、乔锦忠认为，学校还可以通过加强通识教育、尝试更灵活的主辅修制度，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和选择。

比如，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耿有权的研究显示，美国哈佛大学里，本科生可以选择一个与主修专业无关的第二研究领域，还会修习大量的通识课程，美学、社科、历史等通识课程占到课程计划的25%，即使不转专业也能学自己感兴趣的内容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高校的通识选修课程占比并不高。某沿海985高校部分专业的本科生通识选修课为10.5学分，仅占毕业所需学分的5%。

“尽量按大类录取，淡化学科与专业，1-2年级主要修习基础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，到3年级再定专业。大类招生、宽基础培养的模式，会有助于缓解转专业需求。”乔锦忠表示。

正如洪成文教授所说，“专业管理不是为了大学方便，而是要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。”在学生们的大学生活中，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，同样重要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林意、高阳、阿舟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