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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大学再转专业,真没想象中那么简单

2024-06-11 10:03:08来源: 央视网

“别管专业,先选好学校,专业可以进去了再转。”

每年填报高考志愿时,不少考生和家长都抱着这样想法,为了能稳稳当当进入心仪的大学,选了不那么喜欢的专业。没承想,大学里换专业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由。不时出现有人为了转专业退学重考的新闻;也有不少同学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转专业失败的经历。

为了改变高考“一考定终身”,教育部2005年发文同意高校允许学生转专业。19年过去了,真正意义上的“转专业自由”,仍鲜有高校实现。

“选错专业毁一生”,为啥大学里转个专业这么难?

换专业,比高考还卷?

得知转专业失败时,林意正在上计算机信息课。她清晰地记得,她当时在课上哭了出来。

2023年高考后,林意报考了广州某大学的法学专业,因分数不够被调剂至市场营销专业。西方经济学、统计学等大量和数理打交道的专业课,让并不擅长理科的林意备感痛苦。于是,在大一上学期期末,她申请了转专业。

事实上,像林意一样的大学生不在少数。早在2016年9月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,79.0%的受访者大学时都想过转专业,理由各不相同:

有人听从父母意见、随大流选了热门专业,结果发现不合适;有人入学后感觉专业和期待的有差距;有人录取时专业被调剂,心有不甘;还有人学习跟不上,希望去更容易学的专业……

学生们刚刚摆脱应试教育的“题山题海”,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在哪里、适合做什么,对专业的了解也仅限于望文生义。突然来到人生关键处,要在短短几天作出影响未来人生方向的关键决策,一时考虑不周再正常不过。

何况,高考分数不那么“富裕”的学生,还得仔细盘算每一分,将稳进学校作为第一要义,专业喜不喜欢倒在其次。

“转专业的本质是对匹配的纠错,”在接受央视网记者采访时,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乔锦忠表示。然而,进校换专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
据乔锦忠教授介绍,高校一般会在两个关口“卡”人:一是转出原专业时,会有成绩或其他表现上的要求,比如专业成绩排名前80%;二是获得转专业资格后,拟转入院系通常会组织考试筛选。

尽管不少高校都在宣传自家转专业的宽松政策,但在现实中,“转专业宽松政策”的实施仍是“拆门不拆槛”——转出不受限,但转入仍需考核。

林意是在面试时被刷下来的。“老师们没有问法学的专业知识,只问了过往经历,比如家里有没有人从事相关工作、有没有参加学生会之类的。”和她同一批200多位申请者中,有70人成功转入法学专业。

同样转专业失败的,还有在武汉某大学读大一的高阳。因为小时候经历了亲人患病离世的无力,她希望能做一名临床医生。高考那年,因为担心被调剂,她报了录取分数线更低的工商管理大类,准备之后再找机会转专业。

“我面试顺序靠后,感觉老师已经累了,提问也有点不耐烦。我原本在管理学院,转临床医学时,竞争力肯定不如生命科学、化工等专业的学生。”

高阳的学校规定,每人只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,而临床医学不允许跨专业考研。这也意味着,她永远失去了做一名临床医生的机会,除非退学重考。

换专业,难在哪?

其实,如今放宽转专业限制并不是一件新鲜事。20世纪初,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诞生时,就已有转专业、转校的情况,且手续并不复杂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张铭雨曾统计,“西南联大”办学时期,大约有10%的学生至少有一次转系经历,有的学生甚至转系两次及以上,不少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大家,比如李政道、杨振宁等等,都是转学转系制度的受益者。

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,专业限定变死。1960年教育部明确规定“凡是对于强调志趣不合,要求转专业的,不应批准”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,个别高校才开始转专业探索。

2003年,复旦大学开风气之先,让244名学生转到新专业就读。两年后,教育部出台文件表示,学生可以按学校规定申请转专业。

“只要你选择了吉林大学的一个专业,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专业。”2023年5月,在一场招生活动上,吉林大学宣布将全面放开转专业限制,每人有12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。当年,该校共有1018名学生成功转专业。

这是十多年来中国高校放松转专业限制的缩影。但是,对于体量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言,专业变动并不简单,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尤其在我国,高校教育资源僧多粥少。在高校扩招之下,如今中国普通本科的师生比已经达到了1:17.51,直逼教育规定的1:18最低师生比要求。

大学里,专业是资源的最小配置单位。招生、培养和管理制度均以专业为中心。各专业配置的资源,如教师、教室、实验设备、图书资料等都有限。

如果完全放开转专业限制,很容易造成热门专业资源紧缺,无法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;而另一部分专业则生源不足,资源浪费。

比如,最早实行“自由转专业”政策的中国农业大学曾遇到一次“危机”。由于不准设置转出门槛,2013年前后,畜牧专业转出接近40%的学生。2021年,转专业试点十年后,中国农大提出,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,涉农学院净转出人数一般不得超过当年学生数的35%。

除此之外,转专业还面临着是否公平的质疑:各个专业录取分数不同,如果能自由转专业,那高考分数岂不是失去了筛选的意义?

因为从小喜欢写作和表达,阿舟入读厦门大学后的第二学期,经过笔试和面试,成功从化学转入了广播电视学。

她也坦陈,“就像一个分水岭,高考分数把大家分在不同的排名等级。厦大的专业之间最多可以相差20多分。如果转专业没有一个筛选机制,那别人的20多分岂不是白考了?问题在于筛选机制如何做到公平透明、有专业针对性。”

“转专业要有门槛,但门槛多高才好,需要把握好度,”洪成文教授说道。

自由地冒险

在洪成文、乔锦忠等教育学者看来,转专业不仅仅是少数学生的诉求,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问题。

“人才培养要面向未来,而不是过去。要讨论的是,大学如何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空间,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和天赋。”洪成文说道。

正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《什么是教育》中所言:“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人格,就要让青年人去冒险,给予他们应有的自由”。

专业或学科,一直在变动中发展。乔锦忠认为,尽管自由转专业在短期内会造成教学资源供需矛盾突出,但从长期看,这也为学校的学科调整提供了依据。学校可以通过评估,向前景好的学科和专业倾斜资源,预留更多的发展空间。

除了转专业之外,洪成文、乔锦忠认为,学校还可以通过加强通识教育、尝试更灵活的主辅修制度,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和选择。

比如,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耿有权的研究显示,美国哈佛大学里,本科生可以选择一个与主修专业无关的第二研究领域,还会修习大量的通识课程,美学、社科、历史等通识课程占到课程计划的25%,即使不转专业也能学自己感兴趣的内容。

相比之下,中国高校的通识选修课程占比并不高。某沿海985高校部分专业的本科生通识选修课为10.5学分,仅占毕业所需学分的5%。

“尽量按大类录取,淡化学科与专业,1-2年级主要修习基础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,到3年级再定专业。大类招生、宽基础培养的模式,会有助于缓解转专业需求。”乔锦忠表示。

正如洪成文教授所说,“专业管理不是为了大学方便,而是要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。”在学生们的大学生活中,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,同样重要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林意、高阳、阿舟均为化名)

【责任编辑:韩靓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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